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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蒙曼：如何从古典诗词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 题：如何从古典诗词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 蒙曼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公羊传》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里的“饥者”和“劳者”，其实已经涵盖了中华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声，与此同时，用汉语吟诵、汉文书写的古典诗词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包容力和感染力，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以它为媒介，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熔铸出中华民族共享的审美情趣和共同的精神气质。
古典诗词作为中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本身就映照出中华民族和衷共济的历史进程，情感交融的精神光辉。
四川省绵阳市，小朋友参加诗词诵读比赛。唐平瀛 摄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
中国古人按地理方位，把人群分成了诸夏、“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诗经》中已包含了不同人群的心声。《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商的王族，不正是“东夷”人吗？中国的东北民族普遍有飞鸟崇拜，有鸟卵生子的起源传说，而这一独特的区域文化最早的文献证据，正是《诗经·玄鸟》。
《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长长的柳条自此开始有了离愁与相思的意象。《采薇》吟咏的是周人和“西戎”猃狁之间的战争，不过周人的先民原本也是起自“西戎”。在运城市垣曲县北白鹅村东的一处周代世袭贵族召氏家族墓地中，一件侈口双耳虎纹铜罐引人瞩目。这样器形与纹饰的铜罐在中原找不到源头，却广泛存在于当时西北地区的游牧人群中，这再次提示人们西周与西戎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人的先民曾在农耕和游牧间反复徘徊，最终才走上中原化的道路，直至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三代”之一，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个从西向东，由“戎”入“夏”的过程，早已记载在《诗经》的动人篇什里。
包括西戎义渠“豪车”、秦公大墓铭文镈钟在内的128组300多件文物珍品亮相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揭开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神秘面纱。田进 摄在中华民族的古典诗词宝库中，还有两篇著名的翻译诗篇，一首是反映北方民族苍劲风骨的《敕勒歌》，还有一首是反映百越人民似水柔情的《越人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546年，东魏在玉璧之战中败北。在阴郁的气氛中，出身敕勒族的大将斛律金唱起了这首《敕勒歌》，雄浑苍凉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大家都是敕勒川的儿女，怎么能甘心客死他乡呢？就这样，军心再一次被鼓舞起来，这支军队得救了。当时斛律金唱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敕勒语，有人认为是鲜卑语，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汉语。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彩绝伦的《敕勒歌》。能征善战的敕勒人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可是只要《敕勒歌》还在，敕勒人就永远不朽。
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景色。王正 摄《越人歌》的故事更早，也更传奇。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子皙受封为鄂君。当时，鄂地还是越人的天下。一天夜晚，子皙泛舟中流，为他撑船的越人即兴唱起：“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感。子皙当即就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郑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楚国原本就属于“南蛮”，越人更是被称为“鴃(jué)舌鸟语”之人，这首情歌当时就是用越语唱出的，汉代刘向编纂的小说集《说苑》中，还记载着这首诗的越语音调。子皙听到的已经是楚语的翻译，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则是经过了更复杂的翻译和加工。当年的越语和楚语早已不再使用，但这首沟通了楚越之心的诗篇却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之作，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独舞《越人歌》。张畅 摄在古典诗词的创作队伍里，一直不乏周边少数民族的身影。以唐代诗人为例，很多学者认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出自龟兹王族，元稹则是鲜卑皇室的后裔，刘禹锡则有匈奴人的血统……这些闪光的名字一次次证明，古典诗词并非仅仅属于汉族，而是一直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不同的生活场景，共同的民族精神
古典诗词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反映着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状态。说到北方的游牧生活，我们经常会想起高适的《营州歌》；谈起唐代巴人的风情，也立刻会想到刘禹锡的《竹枝词》。刘禹锡是北方匈奴人的后裔，但他却那么细腻地刻画着唐代西南儿女的生活，还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创作出富有浓厚民歌气息的新诗体——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吟唱的何止是天气，不也是那来自于一切有情儿女，又包容着一切有情儿女的心情吗？从北方的长城到南方的五岭、从西域的骆驼队到东海的捕鱼船，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活场景都出现在古典诗词之中，让我们知道中国之大、中国之美。
“梦游巴渝十二景”光影互动艺术空间吸引游客感受巴渝的优美景致。周毅 摄不同区域、民族的生活场景是不同的，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却又息息相通。中华民族是眷恋家乡、热爱祖国的民族，无论是哪个民族的诗人，都以诗为媒，抒发桑梓情深和家国情怀。在中原诗人笔下，北方草原往往是衰草连天、黄云蔽日，不免带有萧瑟之感。但元代回回诗人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却让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为什么诗人觉得野草那么清香，奶酪那么甘甜，毡帐那么温暖？因为这就是草原儿女的家乡。只要是从小生长的家乡，就会引起诗人由衷的眷恋，这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感情，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桑梓之情。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拍摄草原舞蹈短视频。刘文华 摄再说家国情怀。十二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北方的金和南方的南宋两个政权。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还我河山的热望，至死都萦绕在岳飞的心底。但就在岳飞死后不到二十年，金朝皇帝完颜亮大举南征，试图统一中国。当时，他还写下了一首《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意味着这位出身女真族的皇帝，也把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最高梦想。表面上看，这一词一诗情调各异，岳飞和完颜亮也互为仇雠，但这两个人其实又分享着一个共识，中国不该分开，南北必须统一。这不就是中华儿女自古及今的家国情怀吗？东南西北不同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都不能阻挡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
粤剧孵化剧目《精忠魂》在广州江南大戏院上演。许建梅 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古典诗词在中国有着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最广泛的题材，最丰富的情感和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它记述时令、赞美英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我们从小就熟悉这种整齐而铿锵的韵律，因熟悉而热爱，因热爱而传承。我们背诵着同样的诗歌长大，也用同样的诗句抒发着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人相互识别的文化密码。
演员吟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杨华峰 摄历史上中国人用诗歌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用诗歌来浸润人心、教育后代，最终活成了一个诗意的民族。纵观全世界诗歌发展的历史，西洋多长篇大论的战争史诗，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特洛伊战争中英雄变动不居的命运；而中国多短小精悍的抒情诗，如李白的《静夜思》，抒发的恰恰是在永恒的月光下，一个普通人的思乡之情。我们当然无意比较两种文化传统的长短，但战争总会过去，情感却永远流淌在人们心中，让所有吟唱者的心越来越温暖，也越来越团结，最终成为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凝聚在一起的中华民族。
西安大唐不夜城“唐食坊”售卖的唐诗糕点，外形的诗句文字雕刻精致，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化气质。彭华 摄1682年康熙皇帝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以侍卫的身份随行。出山海关，风雪凄迷，纳兰性德思念京师、思念家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里的故园，指的是国都北京，但有趣的是，纳兰性德出身于满洲叶赫那拉氏，他的故乡本来就在榆关(山海关)以外，而这个时候，距离满洲民族大举入关，也只不过才过去了不到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诗人习惯北京，习惯中原，甚至“反认他乡是故乡”。事实上，纳兰性德的这一认知并没有错，因为无论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走来，我们都有着同一个故乡——中国。(完)
作者简介：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及中国古代女性史。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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