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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总理哽咽宣布辞职，透露两件大事******
中新网1月19日电 “我的油箱里已经没有足够的油来完成这项工作了。”当地时间1月19日上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突然宣布将于2月辞职，她称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来领导国家。
2017年，成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总理的阿德恩身着一袭红衣，带着标志性的笑容，在工党几名核心成员的陪伴下走进议会大楼。如今，在经历了充满挑战的五年半任期后，她选择卸下重担，“期待着再次与家人共度时光”。
当地时间1月19日，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辞职。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截图哽咽回忆近6年经历
42岁的阿德恩说，她花了时间考虑自己的未来。“我曾希望自己能找到在这段时间里继续下去所需要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没有，如果我继续下去，会对新西兰不利。”
阿德恩宣布，2023年新西兰大选将于10月14日举行。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会寻求连任，并将在2月7日前卸任。
阿德恩在回忆她近六年“充满挑战”的工作经历时，哽咽了。
资料图：2019年3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恐袭发生后，阿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她在任期间，新西兰经历了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恐袭事件、怀特岛火山爆发和新冠大流行等重大事件。“在和平时期领导你的国家是一回事，渡过危机是另一回事。”
她表示，辞职背后没有任何秘密和丑闻。“我也是普通人。政治家也是人。我们尽可能多地付出，直到不能再继续了。对我来说，是时候了。”
资料图：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左)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右)。阿德恩宣布辞职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推特上发文称，阿德恩向世界展示了如何用智慧和力量领导。“她证明了同理心和洞察力是强有力的领导品质。”她一直是新西兰的积极倡导者，“她激励了很多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曾带娃出席联大
2017年，37岁的阿德恩成为新西兰总理。当年，这位身着一袭红衣，带着标志性笑容的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性领导人，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7年9月23日，新西兰大选结果公布后，阿德恩在新西兰奥克兰与数百名支持者交谈。阿德恩出生在新西兰北岛城市汉密尔顿，是一名警察的女儿。在怀卡托大学读传播学专业期间，她已积极投身政治，17岁就加入工党，成为工党青年党中的重要成员。
阿德恩一直被认为是工党的政治新星。2008年，28岁的她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当时议会最年轻的议员。2017年2月，阿德恩参加阿尔伯特山选区补选，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并在3月成为工党副党首。同年8月，新西兰大选在即，作为最大反对党的工党支持率降到了24%，党首安德鲁·利特尔为此黯然辞职。阿德恩临危受命，出任新党首。
当地时间2018年9月24日，新西兰女总理阿德恩抱娃出席联合国大会。2018年，阿德恩在联合国总部第一次发表讲话，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史无前例之举——带着不满百日的新生女儿一同开会。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妮·杜加里奇形容，阿德恩此行显示，谁也无法比一个职场妈妈更有资格来代表新西兰。
2020年，阿德恩再次当选新西兰总理。外媒指出，这得益于面对新冠大流行时，她领导的政府采取的做法，帮助该国有效应对疫情。
资料图：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右)和她的伴侣克拉克·盖福德(左)。如今，辞职后的阿德恩，终于有时间可以和她的伴侣克拉克·盖福德举行因为疫情而推迟的婚礼了。
阿德恩表示，她期待着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她对女儿妮芙说，她期待着女儿今年开始上学后，和她一起度过时光。而对伴侣盖福德，她说：“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
谁会是下一任总理？
目前，尚不清楚阿德恩离开后，谁将领导看守政府。最新民调显示，工党略微落后于反对党国家党。
1月22日，工党党团将投票选举新党魁。如果有人获得当选所需的65票中的三分之二，则将成为新党魁。
新西兰副总理格兰特·罗伯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不会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的候选人。2014年，当我第二次担任党魁失败时，我曾表示不再参选。我的立场没有改变。”
“担任总理所付出的工作强度和需要的承诺程度是任何其他职位都不能比拟的。这是一份你必须明确想要做的工作，这样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我完全相信，党团核心中有一些同事既能胜任这一职位，也有意愿承担这一职位。我将全力支持他们。”罗伯逊说。
分析指出，阿德恩辞职的这一决定，给了工党可以在未来三年重塑自己的机会。(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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